香港规划师学会认为只有政府重新审视立法机制和条例，才可达成把香港变为碳中和城市的目标。
今年5月，香港规划师学会(HKIP)为庆祝成立30周年而主办了一次名为「共建低碳都市」的国际会议。与会者众多，且来自不同阶层及界别，包括政府官员、学者、各方专才、以及香港、中国大陆甚至更远地方到来赴会的商界代表。他们都很乐意就如何规划、设计和建设低碳城市，交换想法和分享经验。是次会议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协办，而英国皇家城镇规划学会及澳门城市规划学会则为筹办伙伴。

碳中和规划旨在于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减少尤其在建造及运输界别使用能源、利用循环更新的能源，以及尤其从植树着手购买碳排放权补偿二氧化碳释放，减少城市的碳排放量。

但是，当与会者也许在支持推动绿化运动的时间和决心有一致认同时，他们也发现在香港动议减碳排放的计划会令城市规划者面对某些主要的困阻。会长谭宝尧先生和副会长施培德博士认为，其中最主要之难处就是在于城市不断变更的需要和立法过时之间的距离。

新市镇的交接问题源于很多建筑行业法规订立和设下该等法规团体成立的时候。谭会长说：「因为1950年代的石峡尾大火，政府认为有需要介入房屋市场处理流失所的居民，所以才成立了房委会。」

「立法上，这与旨在尽快安排大量市民住屋的新市镇发展计划不谋而合。」这意味着重点只是一味多建楼房，而非有效规划居住情况。而更不幸的是，自此以后，香港的人口愈趋稳定，大量的住屋需求已经减了不少，当时所立的法例已经僵化。
就是这样，地产商便可以绕过法例漏洞而继续为私利而兴建楼宇，相反城市规划者则与政府官僚不断周旋角力。规划的问题就是因为香港政府部门互不相干而日益恶化，大家只有各家自扫门前雪，而并不齐心统一行动。再者，这些问题不只限于碳中和项目，其它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定向例如维多利亚港口发展，以及启德机场、红磡半岛和西九龙文化区的重建计划等都一直是议而不决。
副会长施培德博士说：「香港这个小区的吸引之处正正在于其处事的模式，但当谈到要解决事情时，也是这种模式令人沮丧。只要有一个人在抱怨，政府便倾向闪避。」这实际上显示一旦地产商买下一地物业，规划者就很难对城市规划起影响作用，而负责香港的规划标准和指引的组织如规划署则只有闭口屏息。

「香港的碳问题主要来自楼宇及其排放，是楼宇密度太高的结果。」施副会长道。他更举引例子说明城市不断衍生的过程怎样减缓其限制碳排放量的能力。「一切源于尽量扩大地积比率的老问题。当时商业楼宇是获许在其用地上涵盖最大的面积比例，所以大家都想在其楼宇得到最大的地面面积为止。」

这导致墙身不断向上向横发展，阻碍了市区空气流通，而楼宇及其四周的建筑物就为了有更凉快的环境，而消耗更多能源，形成恶性循环，因而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于大气内。

「在英国，城市发展监控的层次很多，甚至有些说太多。但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同：这里是没有设计或发展监控的。」施副会长补充道。「地产商可以做他们任何想做的事情。一旦他们买了土地，他们符合了地域发展用途，他们只要按照建筑条例发展便可。你们不可能告诉他们不可以投入他们想要投放的东西。」
减少碳排放的责任就只有留给楼宇业主了。他们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例如利用屏风墙绝缘材料减少碳足印。香港的一些组织例如香港环保建筑协会和政府的全面评估楼宇环境表现计划，皆透过设立楼宇绿化等级制度监察和鼓励碳排放，但是没有法例上的制衡，任何地产商或业主都没有责任跟随。

另外，在微观层面看，兴建更绿化楼宇的环保工作并不足够于城市整体的碳足印上留下深刻印记。整体而言，工作只是粉饰橱窗而已。
结论
那么， 对香港来说， 减少碳排放是否就是幽谷死路呢？ 谭会长和施副会长都确凿地说「不」!

首先，他们指出香港在某程度上已经是一个绿色城市，未开发的土地仍有百分之七十五。另外，一些绿色能源计划例如西贡的风力场预计在不久将来便可成事，表明权力斗争以外，事情已不断在改变。这也有赖环保意识强烈的新一代市民对新发展项目不断发声，并对于立法和私人机构权衡方面一直寻找共识方法。
另外，最近也有一些团体和讨论会鼓励私有和公营部门参与香港的城市规划问题。香港城市设计联盟就是一个例子，而香港规划师学会的会议等活动也功不可没。
实际上，香港规划师学会由政府和私营机构的代表组成。施副会长是雅邦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而谭会长则是香港特区政府规划署的助理署长 (专业事务)。
谭会长总结道：「我们是规划者，我们可以做的总是千变万化、无所不能！」